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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作文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是哪五个文案

2023-03-19 综合文案 类别:素材 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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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作文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是哪五个文案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作文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是哪五个文案:

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只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至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吞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势如破竹的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好些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
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多管闲事嚷嚷起来,否则,第二天摄政王上朝,多半小命不保。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9日那天,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将印章、旗帜、手枪和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澂。当天,如果瑞澂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也没事。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示威,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酿成事变。事发之后,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的舰长的话,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定,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不过,此时的清政府,大错已经铸成,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如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引起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也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退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大半。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说。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出走大连。刚刚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不旋踵就烟消云散。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然而,吴禄贞过于自信,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年1月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推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中国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的一个事件。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多管闲事嚷嚷起来,否则,第二天摄政王上朝,多半小命不保。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9日那天,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将印章、旗帜、手枪和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澂。当天,如果瑞澂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也没事。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示威,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酿成事变。事发之后,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的舰长的话,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定,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不过,此时的清政府,大错已经铸成,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如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引起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也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退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大半。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说。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出走大连。刚刚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不旋踵就烟消云散。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然而,吴禄贞过于自信,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年1月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推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个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制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溥仪,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浊气。
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张鸣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只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至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吞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势如破竹的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好些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中国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的一个事件。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个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制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溥仪,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浊气。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经验和感悟,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曾祖时任礼部尚书,说他曾见太监在光绪死前,太后赐给他一碗“塌喇”即酸奶,大有嫌疑。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遭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顺理成章。试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毒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经验和感悟,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张鸣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只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至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吞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势如破竹的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好些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中国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的一个事件。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个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制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溥仪,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浊气。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经验和感悟,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曾祖时任礼部尚书,说他曾见太监在光绪死前,太后赐给他一碗“塌喇”即酸奶,大有嫌疑。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遭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顺理成章。试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毒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
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曾祖时任礼部尚书,说他曾见太监在光绪死前,太后赐给他一碗“塌喇”即酸奶,大有嫌疑。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遭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顺理成章。试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毒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张鸣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只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至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吞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势如破竹的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好些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中国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的一个事件。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个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制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溥仪,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浊气。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经验和感悟,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曾祖时任礼部尚书,说他曾见太监在光绪死前,太后赐给他一碗“塌喇”即酸奶,大有嫌疑。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遭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顺理成章。试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毒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多管闲事嚷嚷起来,否则,第二天摄政王上朝,多半小命不保。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马车如果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这样,后来的政局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的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还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10月9日和10日两天。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马车如果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这样,后来的政局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的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还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9日那天,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将印章、旗帜、手枪和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澂。当天,如果瑞澂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也没事。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示威,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酿成事变。事发之后,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的舰长的话,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定,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张鸣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只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至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吞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势如破竹的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好些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中国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的一个事件。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个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制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溥仪,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浊气。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经验和感悟,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曾祖时任礼部尚书,说他曾见太监在光绪死前,太后赐给他一碗“塌喇”即酸奶,大有嫌疑。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遭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顺理成章。试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毒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不过,此时的清政府,大错已经铸成,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如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引起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也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退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
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多管闲事嚷嚷起来,否则,第二天摄政王上朝,多半小命不保。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9日那天,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将印章、旗帜、手枪和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澂。当天,如果瑞澂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也没事。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示威,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酿成事变。事发之后,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的舰长的话,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定,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不过,此时的清政府,大错已经铸成,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如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引起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也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退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大半。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说。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出走大连。刚刚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不旋踵就烟消云散。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然而,吴禄贞过于自信,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年1月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推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大半。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说。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出走大连。刚刚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不旋踵就烟消云散。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然而,吴禄贞过于自信,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张鸣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只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至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吞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势如破竹的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好些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中国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的一个事件。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个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制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溥仪,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浊气。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经验和感悟,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曾祖时任礼部尚书,说他曾见太监在光绪死前,太后赐给他一碗“塌喇”即酸奶,大有嫌疑。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遭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顺理成章。试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毒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
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马车如果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这样,后来的政局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的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还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年1月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张鸣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只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至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吞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势如破竹的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好些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中国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的一个事件。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个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制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溥仪,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浊气。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经验和感悟,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曾祖时任礼部尚书,说他曾见太监在光绪死前,太后赐给他一碗“塌喇”即酸奶,大有嫌疑。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遭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顺理成章。试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毒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推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就在1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马车如果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这样,后来的政局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的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还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马车如果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这样,后来的政局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的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
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
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多管闲事嚷嚷起来,否则,第二天摄政王上朝,多半小命不保。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9日那天,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将印章、旗帜、手枪和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澂。当天,如果瑞澂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也没事。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示威,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酿成事变。事发之后,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的舰长的话,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定,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不过,此时的清政府,大错已经铸成,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如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引起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也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退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大半。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说。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出走大连。刚刚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不旋踵就烟消云散。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然而,吴禄贞过于自信,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年1月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推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还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作文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是哪五个文案:

前夕策动
清朝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并决定请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鄂作起义指挥,主持大计。
1911年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各标营党人代表均参加,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
南湖炮队党人暴动未果。炮队事件后,清湖北当局下令收缴新军部队子弹,同时增强市面军警力量,盘查甚严。当局召集官长会议,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八月十五日不放假。
1911年9月28日,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10月6日起义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指挥部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
临时决定
1911年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秘密泄露。并拘捕刘同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
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911年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
星夜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 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1911年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
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1911年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的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同盟会员),第一时间得知起义发生的情况,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潜出校外,将清军南下的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的行程被耽搁,这不仅极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了充裕的时间。
武汉光复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911年10月11日夜、1911年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作文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是哪五个文案:

电影《辛亥革命》讲述晚清末年,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到了危亡之际。改良派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同盟会,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同盟会,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拯救中国,于1911年发动武装起义的史实创作,是一部全景展现辛亥革命的电影。剧中孙逸仙、黄兴、秋瑾、徐宗汉、林觉民、等大无畏救国的英雄主义形象深刻的印在我的脑海中,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的记忆犹存。
辛亥革命,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结束了两千八百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开创了亚洲第一个共和体制;写下了人类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篇章!正像孙中山说的“文将与诸位同志一道,致力于实现革命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就是民族、民权、民生,就是需要我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是成功了,它却成功的不彻底,它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生、民权的革命问题,但是“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的努力下;在一百年后的这天最后实现了。我们缅怀那些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先世的烈士,追悼那些年轻的英烈们,他们有的才华横溢、有的家境优越、有的新婚燕尔,他们何以不惜身家性命,不计成败利害,甘死如饴?只因“信仰”二字。清末的封建王朝早已腐朽不堪、羸弱不谈、困苦不堪,中国人任人歧视、被人觊觎、由人宰割,革命正是为让民众获得幸福、让民众得到自由、为民族争得尊严。
一百年前的这天也许有人会问革命所谓何事?一百年后的这天,也许有人还会问。在绍兴被杀害的同盟会员秋瑾的回答是:“革命是为了给天下的孩子造一个安宁温和的世界。”黄花岗的烈士林觉民在《给妻书》中说:“革命史替天下人谋求永久的幸福。”孙中山说:“革命是让我们这个即将强盛起来的民族,不再受列强的侵略的掠夺……”
革命是什么?革命是一种英勇无私的献身主义精神;革命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爱国情操;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的理念深入人心;革命是让我们中国人有自我的工厂、银行、铁路、矿山,有了能够追寻的民生幸福;革命是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就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候、在任何人的心里,永远都不再惧怕列强,都不再有皇权,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作文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是哪五个文案:

纪念辛亥革命的作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枪声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它,推翻了两百多年的清王朝;是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是它,开启了新中国的大门。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就是要牢记历史所给我们的教育和启迪,深刻认识和领会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珍惜现在,就是尊重历史;尊重历史,就要开启未来。
我自豪,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武昌首义爆发在我们的家乡湖北。历史证明,湖北是先进思想的源泉。历史上曾今说过“唯楚有才”,在这片荆楚大地上诞生了无数杰出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先辈。辛亥革命是一次历史的变革,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而目前在湖北实施的“中部崛起”战略必将推动湖北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我们今后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富裕,更加美好。
我骄傲,我生活在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幸福生活之中。我的家乡房县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谷竹”、“十房”两条高速公路建设正在快速推进之中,“十宜”铁路即将动工建设,“竹房”城镇带建设如火如荼,新农村建设必将进一步缩小城乡距……我坚信,房县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我立志,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学习革命先辈爱国、革命的不断进取的优良品质,将这股炽热的爱国精神转化为刻苦学习、力争上游的强大精神动力,从小做起,从自己做起,使自己将来成为有用之才,为建设更加繁荣美好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纪念辛亥革命的作文
想起辛亥革命就想起了懦弱无能的清政府,想起了闭关锁国。国门被轰开,主权被践踏,想起了那些屈辱的历史。因此,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主革命,它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它同时也刺激了中国经济。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始终是利大于弊。
辛亥革命精神体现中华民族固有的世代传承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为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贯穿着一种勇抓机遇,顽强拼搏的果敢精神。而这些精神正体现在不同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体现在新中国成立至今领导人身上。
辛亥革命在莫种程度上也是失败的。因为袁世凯窥取了胜利的果实,他是叛徒,他出卖国家来服务帝国主义国家。导致了人民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有利于共产主义的发展。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没能重视三民主义,为人们所唾弃。
辛亥革命在清政府的强压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下,取得了重大突破。当时革命军面临着武器不先进等问题还能取得突破说明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如果当时清政府的君主开明圣贤,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实行改革,使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何乐而不为;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当时没有人才,人们被书本儒化,钝化。意识不到。当时清政府重农抑商,闭关锁国。导致大门洞开。金银大量流出,出国留学网圆明园背毁,当时统治者也太迂腐,抹杀了人们的创造力,也抹杀自己的创造力,想象力。他们不重视国防能力,只在朝野上勾心斗角。他们以为中国地大物博。一次战役成功了。就忘乎所以,而不分析为什么成功,连续失败也无所谓,用赔钱,割地来保全自己。他们为了利。加大赋税,对帝国主义者惟命是听,对人民不停压榨。想尽一切办法来讨取帝国主义者的开心。着也难怪会有辛亥革命,清政府会破灭,封建制度被毁,这全部是必然。
我为在当时还有拯救人民的人而兴奋,正是他们保护了国家,包伙了人民,使人民不在愚钝,让各种思想在人群中散步开来,正是有了这些思想,才有了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声的成功。因此它是值得纪念的。
辛亥革命值得纪念。辛亥革命的精神值得赞扬,值得我们学习。学习并了解辛亥革命,也是我们应该履行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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